维舟：讨教、讨伐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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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其实从未学会“讨论”，传统文化中的观点交流也都嵌入在等级社会的结构中，不是“讨教”就是“讨伐”，没有充分经历过权利对等的两个人就理念本身展开“讨论”的公共生活，而学校也从来不教。——维舟
讨教、讨伐与讨论
文：维舟；来源：公众号 维舟
01
朋友一夜之间退了所有群，说要反躬自省。因为独持异议，这些天来他一直被围攻、群嘲，甚至在小区业主群里都被围殴。他的退群，在我看来其实是最后的坚壁清野。
像这样的事，这些天里一直在不断上演。“谁也不能说服谁”，到了这个年纪本来再正常不过，但为什么中国的公共讨论不是走向彼此妥协、“真理越辩越明”，而是以少数派退出辩论告终？
当然，确切地说，这也不仅仅只是中国如此。就像马克·吐温在《竞选州长》的末尾所讽刺的，在对手的无下限攻击之下，他也只能“偃旗息鼓，甘拜下风”，以退出竞争告终。那是美国政治规则仍处于混乱的年代。这意味着，公共政治生活本身需要一定的保障：包括少数派在内的所有人，都不应当感受到威胁而噤声，否则整个群的微生态，最终很可能就是被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所主宰。
在任何一个大群里，往往都只有少数最活跃的人掌控着话语权，如果他们不容异己，那就很容易排挤少数派。我所在的一个群里，群主是很好的沙龙女主人，每当有人使用攻击性的话语时，不管其立场如何，她都会出面干预提醒，三振出局。如果没有这样的有效干预，那么公共对话中的少数派，最终如果还能坚持下来发言（甚至哪怕不发言，只是坚持住不退群），就只能靠自己过硬的心理素质和超群的道德勇气，而这是不能强求的。
我一直有个感觉：中国人其实从未学会“讨论”，传统文化中的观点交流也都嵌入在等级社会的结构中，不是“讨教”就是“讨伐”，没有充分经历过权利对等的两个人就理念本身展开“讨论”的公共生活，而学校也从来不教。
02
两年前我就意识到，在国内的网上讨论中，要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表达意见的权利”很难做到，甚至显得有几分做作，能做到这样就很好了：
1）捍卫自己表达意见的权利；
2）克制住不去阻碍、打断、干扰乃至试图消灭他人表达异议。
第一点相对容易，毕竟是本能，只要不屈服就能解决大部分困难；难的是第二点。有好多人大概觉得“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因而要做到第一点，就得先去做第二点。这样的人往往意识不到边界在哪里——但这种边界感的缺失正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普遍心态。
那时在豆瓣说到这，还有一位“拙棘”回应，这让他想到，“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自由派的风度有多难。可以说，对自由派的自由品格要求最低的恰恰是整个社会还不自由民主的时候，因为此时你可以保持对抗者的姿态，对面不是公民同伴，而是政治敌人。面对并不那么可爱的‘自己人’，骂是不可能骂的，又做不到完全不在乎，那就很难受了。”
在我经历的那么多网上公开的争论中，其实是很少人在乎“风度”的。因为在我们所受的教育中，就一向被告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斗争乃是“你死我活”的。当然你可以说，打压（更别提举报）本身，其实就是承认自己输了，因为这表明已经无法单靠辩论取胜；但反过来也意味着，这样的争论本来是一个权力博弈过程，最终胜出的是权力而非真理。
我们这个社会，一向不怎么在意少数派的声音与权利。小时候我一直听到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直到高一，听到历史老师说，在历史上，“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还颇受震动。事实上，真理是不存在“少数服从多数”这回事的，权力博弈才会这样。
03
罗斯福夫人有一句广为流传的格言：“伟大的头脑讨论理念，平凡的头脑讨论事情，狭小的头脑则只讨论人。”
她所表述的是一种西方智性文化的传统，但如果看看中国传统，就会大异其趣。因为在农业文明的家庭内部，不存在纯观点的交锋，能就事论事已经很好，更多的正是着眼于人际关系。这在当下的公共讨论中也能看到：它通常不是“理念为中心”的，而是“人事为中心”的。在这种情况下，最终并不是某种理念胜出，而是某个意见领袖取得了话语权。
最能体现这一“人事为中心”特征的，是中国人其实并不真的在意你的理念，而在意你是不是“自己人”。同样一番批评，自家人说出来，是为了这个家好；但外人说出来，那就刀枪伺候了。你想必也听很多人吐槽过他们家乡，但这却是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的特权，外人要是不识相地附和，他们立刻警惕地摇身一变，竭力捍卫起家乡来。既然如此，那么观点的分歧，往往只是起到辨别敌我阵营的作用。
当然，无论何时何地，都没办法保证共事的人都跟自己想的一样，怎么跟意见相左的人合作，向来是个难题。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虽然古话也说“求同存异”，但大体上，在社会机制的演化上，中国社会的方向并不侧重于在保留各自权利与意见的人群中创立妥协、合作的机制，而更倾向于“统一思想”——这往往意味着压制少数派意见，去除歧异或“杂质”。
网络时代大大降低了沟通成本，信息传递、收集、整理、互动都远比以往容易，但随之而来的，则是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中早就忧虑的两点：协同过滤（把不同观点的人排斥掉）、群体极化（再极端的人都能找到同类，在同质化小群体抱团后，变得更为极端）。这让各种亚文化的共识小圈子抱团变得非常容易，其结果往往是助长偏激、狭隘和攻击性。
在讨论到这个问题时，我一位朋友郝宇晓说：“网络社会下，我们对不同的观点的处理成本也大大降低，在主动和被动的‘自我极化’的过程中，如果不能时刻提醒自己保持开放的心态和价值中立的模式来观察处理最新的信息，后果会非常严重：我们会像自我实现的预言那样，先自我极化，然后自我固化，直到我们自己的认知和真实世界发生剧烈的冲突。”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自我固化？我想或许是因为长久以来中国人太过习惯“一个声音说话”，有一个终极的权威一锤定音，是我们文化中解决纷争的最终办法。早年读到罗素的“自由思想十诫”，其中第五条说：“不要盲目崇拜任何权威，因为你总能找到相反的权威。”直到近几年，我才意识到，这在习惯了多元权威的欧洲是常事，但在中国不是这样：在一个封闭的家长制结构中，只有一个权威，你找不到相反的权威。
04
常有人说“自由以他人的权利为边界”，但作为一种引入的西式观念，这尚未在中国社会生根，在日常生活中，更根深蒂固的规则其实是“自由以他人的权力为边界”——在一个有形或无形的等级结构中，对无权者可以肆意逞其“自由意志”，而对权力高于自己者则触碰不得。
这造成了一种看似很古怪的局面：在一个按说不自由的社会结构下，只要不去碰掌权者的虎须（尽管这虎须时长时短），那你什么都能做（所以当年打倒权威后就更无法无天了），没有什么不可触碰的政治正确；而在欧美社会里，你有权对权力说不，但社会日常中倒有种种忌讳，法律规定细如牛毛。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物种进化的不同生态环境。
在网上讨论中也能发现，很多人以为，自己这一派的胜出，根本上是因为自己正确，所以得到更多人认同，于是才获得了话语权。但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由于相同立场的人多，取得话语权，他们也就自证正确了。事实上，单凭理念的“正确”，是不足以保障胜出的，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因为无人知道那是不是正确，何况人人都觉得自己所持有的理念才是正确的，如果得到很多人赞同，那就更是了。
因此，我撇掉“正确/错误”的维度，根据“多数/少数”与“有权/无权”，做了一张简单的四象限图：
在此不难看出，真正决定性的其实还不是“多数”，而是“有权”。很多人乍看站在多数派一边，但更确切地说，是站在权力一边。中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情况：尽管是少数派意见，但因为出自权威，想不通也要执行，事后还赞许这是“力排众议”的英明有远见决策。在这里，权力关系是对角线方向施加的：要么是“有权的多数”排斥“无权的少数”，要么则是“有权的少数”压制（或代表）“无权的多数”。
正因此，所以这几个象限的观点并不是没有交叉的：一个相信自己属于“正义的多数”阵营的人，却又可能主张精英治国，千万不能一人一票；而“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句话，既可以为精英治国辩护，更是很多异议者所常用的。
尽管我常常归咎于“传统”或“中国文化”，但我也清楚，这并不是分析性的，只是一种理解的思路，而我们似乎也总能找到不同的“传统”——事实上，老话也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理”往往比“力”更优先。但那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社会上的所有人都对“理”存在基本共识，这正是当下的公共讨论更为激烈、危险的一点：“道术将为天下裂”，不同的价值观之间已经不可通约，而我们还未在一个健全的法治框架下找到解决分歧的妥协、共处、合作的机制。
有幸生在这个时代，也许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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